林彥廷是在幫父親找印章的時候，翻到那張紙條的。
那天下午他回老家，父親要他從書桌右邊第二個抽屜拿身分證影本，說是要辦什麼老人乘車補助。抽屜一拉開，印章、迴紋針、幾張過期的掛號單散在一起，他伸手撥了撥，指尖碰到一張對折的便條紙。紙條很普通，就是文具店一本二十塊的那種，上面用父親一貫偏右斜的字跡寫著三個字，還有一行小字，像是隨手記下的。他愣在那裡，手裡還捏著那張紙，直到父親在客廳喊他到底找到沒有。
他把紙條塞回原位，拿了印章出去，什麼都沒說。
回台北的高鐵上，他一直在想那三個字。父親七十三歲，去年健檢報告他看過，血壓稍高，其他沒什麼大問題。母親走了四年，父親一個人住，每天早上五點半去公園走操場，下午看股票，晚上九點就睡。這樣的生活會有什麼狀況？他想不出來。他第一個念頭是，父親是不是瞞著他什麼。第二個念頭更難受：這種事，父親能跟誰講？
接下來三天，他像個業餘偵探。他先翻了自己手機的搜尋紀錄，試著回想父親最近有沒有提過哪裡不舒服。沒有。他打電話回家，假裝閒聊，問父親最近有沒有去診所，父親說上個月去拿了血壓藥，就這樣。他又問，有沒有哪裡怪怪的，父親反問他是不是工作太累，講話顛三倒四。
他不敢直接問。他怕問了，父親會覺得被冒犯，或者更糟，父親會沉默。他們父子之間不是那種能談這種事的關係，這一點他很清楚。母親在的時候，家裡所有難開口的話都由母親轉譯，母親走了以後，很多話就沒有出口了。
第四天，他請了半天假，跑了一趟住家附近的藥局。他沒有要買什麼，只是想問。藥師是個中年女性，聽他支支吾吾講了半天，很平靜地說，這種東西在台灣屬於處方藥，不是架上隨便拿的，要看醫師怎麼評估，每個人狀況不一樣。她還說，很多長輩是自己上網看到、或者聽朋友講，就跑來問，家屬多半不知道。林彥廷問，那如果家屬發現了，該怎麼辦。藥師說，先不要自己嚇自己，也先不要拿去質問，把它當成一個需要坐下來談的題目就好。
他點頭，心裡卻還是懸著。回家路上他滑手機，輸入那三個字，跳出來的東西他大半看不懂，也不確定哪些能信。他這才意識到，自己連這類資訊該去哪裡找、該問誰，都沒有概念。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書桌前，把螢幕上那些頁面一頁一頁關掉，最後停在一個最單純的問題上：必利勁到底是什麼、為什麼會出現在父親的抽屜裡。他沒有要買，也沒有要推薦給誰，他只是想知道，父親是不是遇到了什麼他沒察覺的事。
週末他又回了一趟老家。這次他沒有翻抽屜，而是坐在客廳，等父親看完盤後新聞，自己開口。他說，爸，我上次幫你找印章，看到抽屜裡有一張紙條。父親的手停在遙控器上，沒有馬上回答。過了幾秒，父親說，那是老周給他的。
老周是父親公園走路的朋友，比父親大兩歲。父親說，老周前陣子拿了一張紙條給他，說這個東西他兒子在網路上買過，問父親要不要也試試。父親說他沒買，也沒打算買，只是把紙條收著，想說哪天問問看。父親頓了一下，補了一句，他不是身體有問題，是覺得自己這幾年什麼都提不起勁，連跟人講話都懶。他不想跟兒子講，是怕兒子覺得他老了、沒用了。
林彥廷聽完，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，反而有點慚愧。他以為自己是在查父親的祕密，其實他是在躲一個更簡單的問題：他有多久沒有好好問過父親，最近過得怎麼樣。
他們後來聊了很久，從老周聊到公園那棵榕樹，聊到母親以前怎麼嫌父親走路太快。父親說，他其實不是想找什麼特別的東西，他只是想確認自己還行。林彥廷說，那下次去診所回診，把這張紙條帶著，連同平常吃的血壓藥，一起問醫師或藥師，不要自己猜，也不要聽老周兒子的。父親笑了一下，說你比你媽還囉唆。
那張紙條後來被父親自己收進了另一個抽屜，跟健保卡放在一起。林彥廷沒有再問它去了哪裡。他知道那不是一個需要破案的線索，而是一個開口。
回台北的路上，他想起藥師說的那句話，先不要自己嚇自己。他覺得自己這幾天像在追一個不存在的犯人，追到最後才發現，犯人是他自己那套「這種事不該問」的習慣。父親沒有變，變的是他終於願意坐下來，把那個抽屜打開來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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